導演《凱撒大帝》有感 蔡錫昌
誰是英雄？
1599年莎士比亞翁的創作進入巔峰，共有五套作品面世（見「背景資料」），當中有兩套歷史劇，一是關於英國內戰「玫瑰戰爭」的《亨利五世》，另外一套即《凱撒大帝》。《凱撒大帝》的重要性有兩點，一是莎翁四大悲劇之過渡。二是《凱撒大帝》所描繪的世代，完全屬於一個莎士比亞（及當時英國人）並不熟悉的政治體制---羅馬共和政體。因此，許多人常常覺得奇怪為什麼莎士比亞會撰寫《凱撒大帝》？有人認為當時依利莎白一世已是暮年而尚未立嗣，加上內戰平息不久，於是凱撒被刺的歷史事跡，可以為時人作為借鑒。究竟莎士比亞崇尚太平盛世，抑是強人政治，實有待史家考究、證實。不過，很明顯的是，莎翁在《凱》劇中以布魯士
(Brutus) 的道德抉擇為主要戲劇行動，歷史政治元素只是背景而已。
這樣一來，《凱撒大帝》便提供了一個很有玩味的課題
--- 誰是英雄？其實，劇中四名主角都各有破綻，譬如
(1)
凱撒(Caesar)
他天才橫溢、自大狂妄，是一位天生的領袖。倘若不是過度自信，不設個人保鏢，同時肯聽報信者
Artimedorus 的話，他不致被刺而死。
(2)
布魯士 (Brutus)
家族顯貴、備受尊重的正人君子、溫文內斂。為了防止暴政，他殺死凱撒這位於他有恩的好友，內心充滿予盾。他的失敗，是由他的固執與錯誤的判斷而導致。
(3)
卡西烏斯 (Cassius)
為人嚴厲、愛挑剔、過份克己。他說：「若是做人擔驚受怕，我寧可不要活著。我生來是個自由人，與凱撒一樣！」雖然他抗拒暴政表面上有一個堂皇的理由，但事實上他只是出自對凱撒的妒忌。
(4)
安東尼 (Anthony)
耽於酒色的機會主義者，天才演講家。他得凱撒的歡心的原因，大抵與他性格與年輕時的凱撒相似有關。謀殺凱撒的集團敗在他手上，可算是一個諷刺。
陰殺集團的成員都屬於當時羅馬元老院中的貴族保守派，他們除去凱撒的真正原因，不是為了偉大的政治宏圖；就算掛在布魯士口邊的「自由」，並不是解放奴隸或者改革成為民主，所以行刺只屬維護既得利益小圈子的行徑。為了這些原因，就更加使我們思考到政治人物的崛起、公眾輿論的營造、寡頭政治的害處，和甚至政治的險惡與國家管治等命題。
事實上，當時羅馬共和國的政治錯綜複雜，國家日漸強大的同時，權力鬥爭、朋黨結連無日無之。當時有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西瑟洛
(Cicero
第五個主角
劇中群眾扮演角色十分有趣，既為當權者所鄙視，但亦為其所利用。卡西加
(CASCA)雖是由市民選出的保民官，可是他極之厭惡人民。最初，凱撒為了討好群眾，不接受安東尼献冠為王的舉動，更打開衣衫，露出咽喉而表示任由群眾屠宰，令群眾大為鼓動。後來，凱撒被刺之後，安東尼搧動羅馬市民，藉其力量，迫使布魯士等人下台。羅馬市民最後變成暴民，誤殺詩人，既反映群眾力量的非理性和可怕，同時顯出政客的手段與咀面，譬如安東尼向群眾宣布，說凱撒遺囑中承諾留給每名羅馬市民75個銀幣，與今天政府「派糖」手段相同。
導演概念
(1)羅馬元老院的貴族、上層社會架構頗類似香港立法會；羅馬市民（包括奴隸）被視為蟻民、賤民。香港民生諸多疾苦。故此，在今年香港的大選年選演《凱撒大帝》一劇，有一定的意義。
(2)劇本頭三幕與第四、五幕大異其趣，其戲劇行動把史實濃縮，集中寫陰謀集團成功遊說布魯士加入刺殺凱撒，以至事敗，落荒而逃的廿四小時。頗有劇力迫人之感，亦有今人電影風格。
(3)第四、五幕述說布魯士與卡西烏斯之間的恩怨情仇，和最後戰場上的遣將用兵的戰術。因客觀條件限制，應運用舞台風格加以表現，以補真實性的不足。
(4)現演出以第四、五幕精華率先交代，把結局暴露，然後集中演第一、二、三幕。中場休息之後，另加一場訴說港市民生活，名叫Dolce
Vita. Dolce Vita（即「美好生活」） 命名的靈感來自費里尼同名電影 La Dolce Vita（露滴牡丹開），以一記者的眼光，反映關於60年代意大利上流社會之頹廢和失落。今港式
Dolce Vita，述說的是關於「地產覇權」、「貧富懸殊」、「就業困難」和「歷史人潮」等主題，沒有台詞，只有畫面，蓋因在莎翁劇本之後，不便狗尾續貂，反成貽笑大方。
(5)始終單靠動作、畫面和音樂作為演出手段，限制必然很大，然而在劇場的探索中必須有所「冒險」，方為藝術的本質。內容方面，雖然劇場無法救世，只希望試探民生疾苦之極端，繼用異想天開的方法應對。如果演出能代弱者發聲、能回顧歷史，使觀眾有所反省，便能實踐戲劇主體生命的目的。
(6)在《凱撒大帝》本屬古裝歷史宮闈劇。可是劇場並非從事學術研究，注重歷史真實，因此，創意代替寫實，才屬劇場風格。況且，如果服裝、佈景均有現代風格，更可突顯借古喻今的目的。
戲劇與社會
戲劇於社會有著不同的功能，譬如娛樂、教育、傳播、評論等。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戲劇的種類也應多元。觀乎本港劇場發展，近年明顯偏頗於娛樂消遣，這與政府演藝撥款的制度和劇團須要爭取市場，都不無關係。香港社會的步伐很快，而政、經時事往往比戲劇更加有戲劇性，遂衍生出「資訊娛樂」(Info-tainment)
的發展，更加迎合一般市民心態。今天本港議會及街頭示威、抗議頻仍，使用戲劇性的手法也已經斯空見慣。以上這些，只說明市民接觸到「戲劇」的機會多了，但仍然無助於市民對嚴肅劇場的明瞭，更說不上對它的欣賞。
嚴肅劇場的特性之一是社會批判性。戲劇有文字有影象，又能動觀眾以情，因此許多政權都忌憚它的威力。可是，嚴肅戲劇的創作須要沉澱、反思，更須要的是勇氣。亦有云偉大的作品會產生在歷史的時刻，或是在大是大非的社會議題面前，但如果戲劇的功能只是
"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" (向教徒宣教) ，或者成為某種的「主旋律」作品，那戲劇場的意義恐怕仍是有限的。嚴肅戲劇與劇場既然無法與時事或娛樂競賽（這並不等於嚴肅戲劇沒有娛樂性！），那何不慢工出細貨地創作，然後在「平常」的日子裡演出，希望培養出社會大眾和下一代的人文價值、獨立思想，可能這才是它發展的出路。這樣一來，問題就回到戲劇教育的根本之上了。
從上述的角度來看，是次《凱撒大帝》的搬演只屬「借古喻今」的性質，和向香港社會聊表關注的一個舉動。
。
（香港首演於2012年10月5日荃灣大會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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